5G雲端時代 正式來臨

在2019華為全球分析師大會上,華為副董事長胡厚,華為公司董事、戰略研究院院長徐文偉,華為常務董事、產品投資評審委員會主任、ICT戰略與Marketing總裁汪濤,就中外媒體提出的熱點問題進行了一一回答。

 

記者:目前華為5G上已經取得40個商業合同,但在剛剛發布的華為年報中,運營商業務收入是有所下降的,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各位對2019年華為運營商業務的展望?

胡厚:對於2019年運營商業務的總判斷是,運營商市場投資會面臨一個新的驅動因素,就是 5G雲端 網路部署。 正如我剛才在大會上分享的,5G發展速度目前超過了我們預期。

在過去3年,整個產業,尤其是運營商對5G看法發生了幾次有意思的變化。 3年前,跟很多運營商談5G時,他們對5G如何部署,5G究竟怎樣產生商業價值,沒有清晰的概念。 但是大家都有一個模糊的願景,5G會帶來很多行業應用空間。 在2年時間裡,跟運營商談5G,看到很有意思變化,就是運營商突然顯得很迷茫,因為大家都在講business case,究竟什麼是5G的business case。 過去大家談了很多5G的憧憬,用5G來支持無人駕駛,支持智能製造,但是一直找不到business case,我們把這個時期稱之為5G迷茫期。

但從去年下半年後,我們明顯看到行業對於5G認識變得更清晰,更現實。 大家發現,其實不需要現在就挖空心思想5G在行業應用上到底有什麼CASE,即便是標準R15所提出的eMMB的特性,就已經可以幫助網絡服務提供商建立起很有吸引的business case,包括對個人用戶服務,也包括面向行業應用,比如用5G來改變媒體行業,已經是很現實的應用。

從商業價值角度看,5G獲得一個強烈支撐,大家認為5G從商業價值來講是可行的。 從產業成熟度,從供應側來看,從芯片、網路、終端成熟度上,5G都達到了一個相當水平。

尤其到今年下半年,各種發布的5G手機正式上市後,會讓整個產業對5G在當前帶來的商業價值有更大信心。 在這種情況下,我們認為,對於5G投資,不再是盲目的,追逐熱點的投資,而是圍繞商業價值展開的投資,這是非常可靠的投資。 對於行業來講,5G是新一個新的投資驅動因素。 對於華為運營商業務來說,5G也會進一步驅動運營商業務的增長,我們預計今年運營商業務能夠獲得兩位數增長。

 

記者:對於華為發展來說,最大的風險是什麼? 您是否認為是有可能出現的政治驅動下的製裁風險,還是網絡安全方面的風險?

胡厚:從企業運營角度來看,我們在任何時候都會在企業內部和外部識別不同的風險。 我們對風險管理時,不會只聚焦在某一個方面,會系統的管理。

雖然華為只有30年歷史,但我們與運營商一起,就像在衝浪一樣,隨時都會面臨大大小小的起伏,但我們需要看到一個長遠方向。

其實說到挑戰,比如今天我們談到下一階段在研究創新上的一個長期戰略,這是我們應對未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戰略舉動。 我們如何面對一個未來巨大的智能社會發展機會,建立更強大創新領導力。 我們希望把我們創新能力從產品技術創新進一步提升到理論創新。

如果談到企業外部挑戰,地緣政治衝突,國際貿易關係變化,毫無疑問也是我們要必須考慮的因素。 我不認為網絡安全是政治性的挑戰,網絡安全應該是一個技術問題。 我們的立場一直是我們需要有個更系統的,能夠被接受的框架來認識網絡安全的風險,需要通過合作來管理網絡安全的風險。 在華為,我們一方面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,另一方面要準備好積極參與全球性網絡安全合作,推進進程。

只有網絡安全技術歸技術,政治歸政治,回到技術本身來討論和管理,網絡安全其實即是挑戰也是一個機會。 但是如果網絡安全被政治化利用了,這就是一個非常大挑戰。 我認為挑戰不僅僅是對華為一家,而是對整個技術產業,甚至更大範圍對全球貿易關係的挑戰。 當你對它政治化的時候,就不會基於事實去討論,而是基於感覺去討論,這樣做法勢必會讓未來整個技術發展產生碎片化風險。 大家都知道,碎片對於技術發展非常不應該,它會減緩技術創新速度,提高技術創新成本,最終讓整個社會付出代價。

 

記者:印度政府並沒有邀請華為參加5G試驗,你們是否有和印度政府進行對話,討論相關5G部署問題? 華為是否從印度私營運營商中拿到5G相關部署合同,或者進行對話?

汪濤:印度是政府組織的5G試驗。 印度政府去年也邀請華為參與了相關測試,我們也與印度所有主流運營商進行5G試驗和規劃、研究,我們對印度5G市場未來發展的參與度很深。

華為很重視印度市場,在過去十多年華為是印度的主要供應商之一。 印度市場和亞洲國家很多類似市場,人口密集,頻譜稀缺,華為在過去十多年時間開發了一系列創新解決方案,來解決如何提升頻譜效率,做好網絡建設,我們相信華為在5G市場也會繼續做出貢獻。

胡厚:印度市場一直是華為重視的市場,印度是人口大國,人口結構年輕,對任何人都是有吸引力的市場。 談到5G,作為技術提供者,我們希望印度市場在面臨5G機會時能夠變得更加具有吸引力。 我們期望印度市場在以下幾個方面有所變化:

一是頻譜供應。 印度在4G時代,運營商頻譜資源獲得不夠,而且分佈是碎片化的。 在5G時代如果印度頻譜供應不能做出巨大改變,依然延續4G時代的做法,我們很擔心在 5G雲端時代 能發展的很好。

二是,印度市場要改變運營商商業模式希望能夠變得更健康,現在運營商競爭陷於過於惡性化的競爭。 我個人判斷5G部署後,相當一段時間,場景還是在eMMB,如果在4G時代運營商都在苦苦掙扎,很難盈利,在5G時代我不知道如何建立一個健康盈利模式。

 

記者:最近任正非公開訪時表示願意蘋果提供5G芯片持開放態度? 這是不是說華為戰略調整的改變? 如果是,為什麼華為選擇現在這樣一個時機?

胡厚:我們的芯片戰略沒有做出任何改變,跟過去一樣,我們在芯片既要堅持自主可控,又要走開放合作的道路。 我們現在業務結構,對於我們的管理能力很有挑戰,我們沒有意願要在這個時候把芯片變成獨立業務,沒有這個打算。 現在跟蘋果也沒有具體的討論。

但是我們認為蘋果是一家偉大的公司,它對移動產業發展是做出巨大貢獻的,如果沒有蘋果努力,移動互聯網時代不會這麼早到來。 5G正處於一個令人激動,萬箭齊發的時代,在這個關鍵時候,我們認為像蘋果這樣優秀的公司是不應該缺席的。 從整個產業發展角度,我們認為一個優秀公司參與到競爭中,會讓其他參與者都變得更優秀,從這個角度,我們非常願意蘋果加入到這場競爭中。

 

記者:華為運營商業務增長將主要來自哪裡?  在5G雲端時代 ,你們對產品和價格定位有什麼改變?

汪濤:5G發展在不同國家部署節奏不同,有些國家是規模部署,有些國家還處於試驗前期階段。 在移動通信產業上,過去30年,產業節奏非常明顯,每十年一代技術,現在進入到第四個十年。 在每一代技術部署中,有些國家處於第一波,有些處於第二波,有些處於第三波。 但是移動通信發展是連續的,雖然有些國家處於5G試驗階段,但5G部署預期會帶來4G擴容,比如5G技術沒有話音能力,需要回落4G,因此4G要完善覆蓋。 因此很多國家雖然今年還不會部署5G,但會在4G網絡擴大投資建設。 另外5G由於帶寬是4G的10-100倍,對回傳網絡帶來更高要求,因此運營商會提前建設回傳和傳輸網絡,這也是華為的優勢。

回到2019年,華為運營商業務在中國、歐洲、中東、非洲、拉美等,都看到運營商無論是在5G建設還是4G擴容,還是傳輸網建設,都相比2018年有明顯增長趨勢。

我們在某些​​國家不能參與到5G建設,這還不是十分準確。 第一美國市場我們主動放棄,澳大利亞市場4G擴容還在繼續,其他國家華為都在參與,在地域上雖然面臨壓力,但我們相信政府和運營商都有明智的選擇,因此2019年在地域上華為並沒有發生大的變化。

關於華為在5G產品上的價格策略,華為參與市場競爭,都是以最創新產品幫助客戶實現商業成功作為基本邏輯,我們認為一代新技術引入,就是幫助客戶和用戶改進體驗,大幅提升性價比。 大家知道4G,相對於3G,驅動移動流量的性價比提升了10倍,我們的目標在5G時代,相對於4G時代的性價比有10倍的提升。 要實現10倍以上的提升,需要政府提供更多頻譜,在政策獲取、法律法規給予合理、更多的支持,希望整個產業界共同努力,使得5G網絡相對於4G有十倍或更高的性價比提升。

 

記者:在基礎研究方面,華為是以自己研究院為主,還是跟大學等合作,成果如何分享? 您提到包容合作,但麻省理工學院終止了很多與企業等合作,您怎麼看待?

徐文偉:我們當前理論創新和基於基礎技術的突破遇到了瓶頸,所以未來行業產生健康發展,包括華為未來發展,必須加大未來在理論研究創新和基礎技術發展上。

因為未來研究具有高度不確定性,而大學一定是不確定性走到最領先的位置,我們肯定是首先和大學合作。 每年與大學合作經費超過3億美金,投入在幾個方面;

第一,是資助科學家對未來探索,

尤其是基礎理論的探索。 對於現在來說,科學界存在問題,為了在著名雜誌發表文章,也是有一定存在短期行為,很難再有以前“板凳要做十年冷”的堅持。 我們希望資助,能真正為人類社會做出貢獻,著眼於長期發展,而不是短期行為。 同時支持他們招聘研究生、博士生著眼長遠研究。

第二,我們會和大學合作,

建立聯合創新中心和實驗室,從事基礎技術發明。

第三,和大學合作,是雙方共贏願望。

可以看一下,整個創新周期,大學產生理論突破,包括關鍵和技術技術發明,企業也參與了這些發明,這些發明通過行業商業、產業化,通過運營商、行業客戶,最終為消費者服務。 之後,企業獲得商業利益,再投入到大學中進行基礎研究和理論創新,形成正循環。 就像很多和華為合作的教授所說,工業界對它的價值是非常巨大的,因為工業界對行業挑戰,未來挑戰和趨勢和他們分享。

另外,大學裡教授產生的IPR,必須通過企業界,工業界產品化,最終被社會,對人類產生價值,否則專利只是一張紙,沒有任何價值。 雖然企業和產業界,和大學的合作是開放的合作,但開放的合作包括包容性成長,最終合作成果為全人類和產業,為企業服務。 我希望技術歸技術。